2026年3月，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威廉·兰利（William Langley）在题为《中国称已消除贫困，真的做到了吗？》的报道中再次抛出熟悉的质疑论调，试图通过聚焦一位贵州侗族老妇的简朴生活，暗示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胜利不过是统计游戏。然而当记者走进黔东南群山腹地，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图景。

　　在全国最后一批脱贫的从江县银新社区，曾经深居大山的贫困户陈艳梅正坐在自家敞亮的客厅里编织手工艺品。社区的“雀亦就业车间”工作时间灵活，手工活可带回家做，她每月能赚3000元左右；丈夫在广东惠州务工，月入5000元。这与他们过去“山高路远、出门难，孩子上学要翻两座山”的日子已是天壤之别。从江县银新社区易地搬迁，是针对月亮山区生存条件恶劣实施的民生工程。从前深山村寨交通闭塞，山路难行、物资运输困难，孩子们跋山涉水上学，路途遥远且隐患重重，生产生活举步维艰。如今随着易地搬迁工程落地，村民走出大山住进新社区，配套设施齐全，就学、出行、就业不再犯难，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从“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中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这不仅是一本经济账，更是一场关于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深刻革命。

　　对于多次深入贵州山区采访的贵州电视台记者白云来说，最难忘的一幕是2019年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采访时，看到易地搬迁群众家里自发挂着习近平总书记和毛主席的画像。“这些完全是群众自愿的，因为国家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大家是发自内心地感恩。”白云对《今日中国》记者说。

　　系统性帮扶，岂是仅仅“一搬了之”

　　搬出大山能不能在城里扎下根？脱贫农户有没有持续增收的渠道？这是西方媒体质疑的焦点，也是中国脱贫攻坚必须回应的现实问题。

　　在最后一批脱贫摘帽的榕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永清用朴实的语言介绍了当地促就业、稳增收的组合拳：“每年春节后，我们统一组织有劳动力的建档立卡户去佛山、成都等对口帮扶城市务工，让外出打工不再‘单打独斗’；对于要在家照顾老人、孩子的群体，我们设置保洁员、护河员、护林员等公益岗，让他们在家门口也能挣到钱。”他特别提到，2021年初到2025年的五年过渡期内，每户脱贫户每年可申请最高2万元的产业补助资金，养猪、养鸡、发展种植业均可申领，直接到户的补贴解决了群众想干事却没本钱的难题。

　　针对少数民族村寨和社区，榕江还探索出“企业接订单+妇女居家做手工”的增收路径，擅长刺绣、蜡染的妇女可居家制作产品、按件计酬，吴松桃就是受益者之一。几年前她还住在寨蒿镇票寨村的深山里，后来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到榕江县城。随着“村超”火爆出圈，她从小熟悉的侗族刺绣、蜡染手艺成了备受欢迎的特色资源，她所在的特和社区配套建设了“非遗中心”手工坊，她制作的民族服装、融入村超元素的玩偶和T恤在赛场边的非遗摊位广受欢迎，2023年“村超”总决赛当天，仅手工艺品销售她就收入8000多元。如今在她的带动下，社区已有近50名妇女加入手工坊，一边传承技艺，一边拓宽增收路。

　　相邻的从江县也探索出了特色就业帮扶路径：依托“社区便民服务点+村级就业信息员”队伍，精准采集劳动力信息与就业意愿，再通过零工驿站、驻村工作队、驻外联络站等渠道，提供精准的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当地补贴政策实打实：跨省务工且稳定就业3个月以上的脱贫人口，每人可获一次性交通补贴500元；离校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农民工、退役军人创办小微企业且经营满1年的，可获一次性创业补贴5000元。“从江还着力打造‘瑶浴康养师’‘从江建筑技工’‘从江百香果技工’等州级劳务品牌，以及‘侗族歌师’‘乡村艺术工匠’等县级品牌，让劳动力有了更强的议价能力。”从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潘世华对记者说。

　　欧阳办一家的故事是这套系统性帮扶的生动注脚。这个曾经深居壮族山村的7口之家，搬迁前一年纯收入不到1万元。2019年，他作为易地搬迁受益者，免费搬进了从江县配套齐全的安置小区120平米单元房，如今靠种植百香果成了小微企业主，年收入跃升至二三十万元。“从一年几千块到现在二三十万，生活变化太大了，孩子上学方便，老人看病也方便。”他脸上的笑容，是幸福生活最真实的诠释。

　　这些贫困户的命运转折，映照出中国脱贫攻坚的核心逻辑：走的是“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的系统工程之路。“十三五”期间，中国累计投入约6000亿元，将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搬离不适宜生存的地区，安置区内配套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及幼儿园6100多所、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万多所。作为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从江近五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11万元增长至1.63万元，年均增速8.1%。

　　为筑牢防返贫防线，当地建立了覆盖所有村寨的网格化管理体系。李永清介绍，防返贫监测体系依托大数据平台，实现医疗、教育等部门数据联动，“如果某户人家的病人自付费用导致刚性支出超出收入承受能力，系统会自动预警并推送至乡、县两级”。村里每30多户就配备1名网格员，每5天更新一次数据，这套“四级网格、五级书记抓”的制度，最大程度降低了返贫风险。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实践也让当地干群关系愈发紧密，去年榕江遭遇特大水灾时的场景至今让很多人动容。“洪水来临时，干部还没来得及部署，老百姓就自发组织起来清淤、排水，还主动给抗灾人员做盒饭。”榕江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李宏昌说。那段停水停电、与外界隔绝的日子里，干群共同抗灾的场景成了榕江最坚固的堤坝，不少外地游客和救援队员感慨：“这里的老百姓不是在等救援，而是主动参与救灾，这种凝聚力太让人感动了。”这一幕并非偶然，是八年脱贫攻坚战中无数干部下沉一线、与群众结下深厚情谊在危难时刻的自然流露—正是平日里“把群众的事当家事”，才有了危难时“把干部当亲人”的生死相依。

　　特色产业奏响乡村振兴强音

　　如果说易地搬迁和网格化监测为贫困家庭托住了民生底线，那么真正让家庭从“脱贫”走向“致富”的，是各地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逐步培育的特色产业集群，其中榕江“村超”的火爆出圈与从江瑶浴的深耕厚植，是当地乡村振兴最亮眼的两块“金字招牌”。

　　走进榕江，“村超”的效应超出所有人预期，这个原本群众自发的足球赛事，已经成长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和乡村振兴的“超级发动机”。自2023年5月13日“村超”火爆出圈以来，榕江县累计接待游客超27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310亿元。赛事举办以来，全县新设立市场经营主体超9000家，住宿床位从“村超”前的不足6000张增长至1.2万余张，累计实现餐饮营收14.59亿元、住宿营收1.78亿元、农产品销售额7.43亿元。

　　亮眼数字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民生收益：如今榕江县搬迁劳动力就业率达96.6%。大利侗寨党支部书记杨波介绍：“我们村原来只有七八家民宿，现在已经有58家。”涌入的游客让大利侗寨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脱贫时的不到万元增长至2025年的16800元，村集体资产更是从十几万元猛增到200多万元。

　　榕江人主动求变，提出“三步走”战略推动“村超”从赛事升级为产业：从“贵州人自己玩”，到“邀请全国人民一起玩”，再到“邀请世界人民一起玩”。如今“村超”参赛球队已从2023年初创时的20支扩容至2026年的137支，2024至2025年已吸引全国1750支球队、64个国家的境外球队共1760余名海外球员前来交流。与此同时，榕江布局的“班超”校园足球体系和“逐梦”精英培养计划同步推进：全县38.5万人口中，近4万名学生参与踢球，而“村超”爆火前这个数字仅有数百人。

　　“村超”还孵化了一批返乡创业者，“95后”的“苗妹兰兰”刘琴兰就是代表之一。这个曾在贵阳做幼师的女孩，嗅到非遗产品的巨大市场潜力后回乡创业，以蜡染技艺为核心，在村寨建工坊、在县城开门店，带动100多位画娘在家门口就业，年收入达上百万元。

　　如果说榕江“村超”点燃了乡村振兴的烟火气，那么从江瑶浴则用瑶族古方熬出了产业发展的“醇香”。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瑶浴是瑶族先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结晶，如今正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能。2025年，从江县瑶浴药材种植面积达8.2万亩，注册生产企业47家，瑶浴工业产值突破1.5亿元，带动一、二、三产综合产值超15亿元，同年从江入选中国康养百强县。

　　目前瑶浴产业已经形成完整的“链式”闭环：种植端推行药材标准化种植，已建成5万亩瑶药基地；加工端由龙头企业带动，从传统药包开发出洗发水、精油、免熬煮浴液等多品类产品；康养端布局上百家乡村体验店，创造超过3000个就业岗位。从江县已锚定百亿产业集群目标，瞄准“出圈、出山、出海”的发展定位，力争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亿元，打造“中国瑶浴康养发源地”。

　　从翻山越岭到校车到家：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如果说易地扶贫搬迁解决的是“家在哪儿”的现实问题，那么教育决定的是“未来在哪儿”的长远发展。

　　青年企业家、贵州研酸堂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莫旋对小时候在家乡独山县村寨上学“翻山越岭”的记忆依然深刻：“每天上学要走几个小时，很多人一天只吃两顿饭。”他感慨道：“2019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寨子还没有大学生；但这几年变化太快了，现在仅我们附近几个村寨就出了近百个大学生。”

　　当《今日中国》记者走进从江县城关第四小学时，孩子们主动围过来交流，还自发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变化的背后，是贵州持续推进的教育变革：按照“因地制宜、就近入学、适度集中”的原则，当地对低龄化、偏远化的教学点进行合理撤并整合，将学生集中到设施更完善、师资更强的新建寄宿制学校，校车直接开到家门口接送孩子，学校不仅免除住宿费，还提供营养餐补贴。2017至2018年还在老家陪学生步行山路支教的莫旋，说起如今的变化十分释然：“孩子们一个星期回一次家，再也不需要把大量体力消耗在山路上。”

　　解决了“能上学”的问题，当地又通过营养改善计划推动实现“上好学”。贵州省明确规定营养餐标准—每天至少一个鸡蛋、一两肉、一份水果，每周至少三次牛奶，这“四个一”已在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全面落实。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营养”，孩子们的体质大幅改善，辍学率断崖式下降，教育公平的门槛被实实在在拉平。

搬迁后的孩子是这场巨变最直接的受益者，莫旋用一句话精准概括了教育扶贫的分量：“比起宏观的经济指标，我们寨子里出的几十个大学生，是最直观的成就。它改变的不仅是个人命运，更是整个民族的未来与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