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曾经风光无限的发达国家，如今也无法保障民众拥有稳定的工作、可靠的养老保障与可预期的安稳未来。而有这样一个曾是民众普遍深陷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却在短短半个世纪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其发展轨迹足以催人奋进。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随父母来到中国。那时的人们衣着简朴，城里人大多蜗居在狭小的房子里，外来务工人员甚至要合睡一张床。对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休闲”是个陌生的概念，吃上肉对不少家庭而言都是难得的事。

　　如今，那些曾靠种地或进厂打工为生的老年人，虽然脸上刻满风霜，眼眸中却透着安然与知足。他们为子孙打拼出一番天地，参与并见证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变革，也为此倍感自豪。贫穷不是宿命，更不是无法挣脱的定数，选对了路，就足以战胜贫困，中国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长效脱贫的新疆样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维吾尔族为主体民族，是中国脱贫成效卓著的典型范例。如今这里早已摆脱了“偏远边陲”的标签，成为中欧之间重要的物流枢纽，区域发展活力十足。自2011年中欧班列开行以来，经由霍尔果斯、阿拉山口两大口岸通关的班列已突破10万列。仅2025年，经新疆这两大口岸通行的货运班列就超过1.8万列，占全国通行总量的九成，且运力仍保持增长态势。

　　只有当本地拥有充足的就业岗位、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时，一个地区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在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的所见，恰好印证了这一发展逻辑。此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地的汽车制造厂—广汽传祺新疆工厂，它坐落于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车企总部远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广州市，乍看似乎没有理由远赴西北布局整车组装业务，但该项目早在2018年便已落地投产，是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企业在新疆投资建设的首个整车项目。宽敞高大的整车组装车间里，电动工具、液压设备与智能搬运机器人有序运转，机械作业声交织成一首生动的生产乐章；不时有刚完成各项测试的新车鸣笛穿行其间。倘若福特公司创始人老福特仍在世，看到这家中国车企的生产线，想必也会由衷赞叹。

　　在中国，民众共享发展红利，无数人通过奋斗摆脱贫困，过上了小康生活。艾力江·吐尔逊便是其中之一，我曾在他经营的红枣核桃合作社里，听他讲述自己的致富故事。

　　吐尔逊只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此前以务工为生，如今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热衷养花种草，行动力极强，靠着精明的经营和辛勤的劳作，将家庭年收入从5万元提升到了22万元。吐尔逊头脑活络，很会寻找商机：他发现自家的纸皮核桃皮薄味香，去壳后售价更高，便盘算着购置一台剥壳机。他还有更大的雄心：要把家乡的牛羊肉烤串卖到全国，计划先从上海、北京试水。

　　木雕匠人阿里木·奥斯曼也是靠实干致富的典型代表。他把自己的小木雕作坊发展成了中型企业，还主动带动身边邻里学习木雕技艺，为村里开辟了一条稳定的增收新渠道。

　　脱贫要见成效，离不开科学的政策支撑，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在此过程中，技能与经验得以传递，良性发展结构逐步形成。我讲述的这些普通人的奋斗故事，折射出新疆发展的巨大跨越：截至2020年底，新疆306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此后当地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低收入群体规模显著减少，发展步伐从未停歇。

　　中国发展迅猛，却始终保有多元底色。在新疆，维吾尔族文化无处不在：热闹的集市上、欢快的歌舞中、精美的传统手工艺里，处处流露着独特的文化魅力。当地人热情奔放的特质，在舞者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文化本身就是重要的经济要素，文旅发展最忌“千城一面”，而新疆拥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与人文优势—比如馕和羊肉串的风味，是其他地区很难复刻的。

　　“输血”与“造血”：中国式横向帮扶

　　发达省份帮扶欠发达省份发展，远不止是手足情谊般的互助，更是针对当地民生改善与未来发展的长远投入。

　　这套模式的现实逻辑，在于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落地布局和定向扶持群众就业增收。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便持续大规模投入铁路、公路、信息网络、港口、机场及各级学校建设，打通了市场、教育和就业的关键通道。在此基础上，发达省市通过对口支援机制，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输送资金、技能培训资源和先进发展经验。研究表明，对口援疆模式对新疆多地经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乌鲁木齐为例，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和通往欧洲的门户城市，在当地建厂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与战略价值。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强化就业赋能，当地群众的技能素养不断提升，也让新疆对全球企业更具吸引力。

　　短期帮扶固然必要，但对基础领域的长期投入，才是脱贫致富的关键。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依赖财富“向下滴漏”的逻辑，而是主动对低收入群体开展精准帮扶。贫困规模大幅减少，源于群众收入稳步增长，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贫成就

　　过去五十多年间，中国有超过8亿人摆脱贫困。这一成就源于全民的共同奋斗，更源于精准施政：加大建设投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这也是有史以来对全球减贫事业作出的最大贡献，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令人遗憾的是，即便用英文在网上搜索“中国脱贫”相关内容，能得到的信息也少得惊人。其实人们完全可以就此展开有价值的讨论：完成这般规模的减贫壮举，是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倘若答案是肯定的，这样的国家又该具备何种特质？

　　在我看来，只有当公职人员睿智干练、尽心尽责、心系公共福祉时，政府才能发挥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功能，而这就需要建立优中选优、任人唯才的选拔机制。判断一项政策的好坏要看实效：经济发展的红利必须惠及普通大众，而非少数富裕群体。中国正是这样做的：依托精准扶贫方略，数百万干部深入乡村一线，摸清贫困根源、找准攻坚路径，彻底拔除贫根。

　　如今，中国的贫困问题与收入差距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这并非偶然，而是政策导向的必然结果。中国采取短期纾困与长期发展相结合的策略：短期通过易地搬迁、派驻专业人员指导、调拨物资等方式精准解困；长期则重点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打通对外联通通道。其核心理念在于坚持发展赋能、授人以渔，而非一味简单救助。中国用实践证明，尊重常识规律、坚持系统思维、务求实干笃行，是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

　　未来如何走

　　极端贫困已被彻底消除，但相对发展差距依然存在，如何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是中国下一步面临的挑战。当前中国政府更加聚焦乡村振兴，这项工作的目标早已超越保障温饱的范畴，提升生活质量、谋划长远发展才是重中之重。无论是巩固脱贫成果，还是持续提升民众生活水平，都被视为全社会的共同任务。

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完成了规模空前的减贫壮举，这不禁让人追问：为什么其他国家往往做不到？为什么很多国家只是“管理”贫困，而非真正消除贫困？为什么很多发达国家都仍饱受儿童贫困、老年贫困等问题困扰？归根结底，答案的核心或许就在于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理念。 

　　尼尔斯·贝尔格曼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外籍教师、自由记者、《今日中国》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