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的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的方方面面。

向国际社会进行有效传播，既要有“道”，也要重视“术”。这里所说的“道”，指的是沟通和传播中的理念和价值观，而“术”则是技术、技巧和方法，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就强调了“术”的重要性。特别是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当前国际环境下要想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增强对外传播影响力，“道”和“术”的结合就显得尤为重要。

8月15日，在中国网推出的“新形势下国际传播实践中的方法论”圆桌论坛上，各位专家学者就“道”与“术”如何更好结合，给出了鲜明的观点。

杨宇军：增强主动传播意识，做到“善”言慎行

我认为，无论是国际传播还是国内传播，我们提供的信息都应该是全面、客观的，而不是片面的，偏向主观的，这样才能让大家对中国、对世界的认知更客观、更真实。在做传播时，我认为应该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介绍成绩时，不要回避问题。在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的时候，既要介绍我们取得的成就、进步，同时也不要避讳存在的不足、短处和问题。对外介绍中国是这样，我们向国内受众介绍世界的时候，同样也要讲清楚他们的优长和存在的矛盾、缺点。信息报道的平衡非常重要。

第二，要增强主动传播的意识。面对问题和不足，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各媒体、新闻发言人，都要树立主动积极的传播意识，要积极发声、主动发声。过去我们讲谨言慎行，但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觉得应该要改一个字，叫做“善”言慎行，你在言上要善，要知道怎么去讲，但是你要行动上还是要谨慎，还是要符合法律法规、符合政策、特别是符合传播规律，争取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杨宇军）

于运全：对外讲述中国故事需要更多人参与

国际传播，需要更多人的参与。最近我们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与中国网一起合作办了一个“讲好中国故事”大赛，办这个大赛的目的就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对外介绍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将各行各业，全国乃至全世界关心、关注中国建设发展的人，把这些热爱传播中国故事的人动员起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助力国际传播新实践、新格局的实现。如果光靠我们媒体去讲，讲的再好，报道的再多，我们的目标也不一定能实现。因为要达到真实、立体、全面的传播效果，必定涉及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

国际传播，需要理论、方法上的创新。在新时代、新媒体、新实践、新格局的前提下，我们需要有一些理论、方法上的创新。要深刻理解“当今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的深意。当前，国际社会特别注重价值引领、知识分享，中国作为一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自身发展、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都积累了很多经验，国外受众需要我们及时地分享。我们的经验能够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和借鉴。

国际传播，开放式沟通非常重要。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困难阻力在加大，除了面临信息沟通之外，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去争论、去辩论。就像前一段时间刘欣和崔西辩论的事情，这为我们在国际焦点辩论中开了一个开放式沟通的先河。现在开放式的沟通交流和对话很重要。我们觉得这里面有两层，一个是坦诚地去沟通，我们面临什么问题，我们到底怎么想的，另外一方面需要辩论，还需要争论，这也是未来国际传播面临的一种新常态。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长于运全）

程曼丽：突破西方话语体系，建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任务艰巨。改革开放前中国是自说自话，改革开放后我们很多时候是跟着别人说话，到现在已经到了说自己的话、说不同的话的时候了，这是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进程中，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必然选择。突破西方的话语体系，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或者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们的对外传播，让国外机构受众能够听得懂、听得进，能够入脑、入心，能够产生认同，无疑是一场攻坚战，难度很大。除了需要前瞻性、科学规划以外，还要掌握理论建设的优势资源，不但要了解舆论，了解信息传播，还要了解舆论战的规律要求等，这是我们应该找准的突破口。

加强对传播观念核心价值的深度开掘。我们目前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着力点大部分集中在硬件建设和“术”的层面，包括信息渠道、传播手段、表达方式、语料库建设，当然这些很重要，但我觉得还缺乏对传播观念核心价值的深度开掘，全面梳理系统地建构。

传播环境的变化，需要多元主体参与。目前随着传播环境的变化，国内外传播主体早就超越了政府、媒体的范畴，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的态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国际话语的建构不再是政府或者媒体单方面的事情，而成为多元主体共同的事情，不仅需要国家外交、政府外宣、主流媒体，也需要走出去的企业和个人共同努力。

（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

王晓辉：中国文化是最好的对外传播资源

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是一个奢侈品，不是哪一个民族想有就有的，你得有发达的经济、足够的财力、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你才有资格去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否则没有人听。100年甚至50年前我们能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吗？想都不要想。

其实中国文化是最好的对外传播的资源。你讲那么多的政治，因为你跟它的体制不一样，它理解不理解，最后是目标导向，你花了很多时间翻译很多政治的东西，你想说服他很难，我告诉他我们中国人是什么人、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我们怎么过节、我们兄弟姐妹和婆媳之间关系是什么样的，这个他更容易接受。

我们翻译的《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是非常好的传播资源，现在更有时代感、更有时代精神的东西也有很多，我们怎么样把它传播好。我们怎么把自己的中国故事讲好、翻译好，这是非常重要的。

傅雷先生讲过，作为一个好的翻译，首先要有敏感的心灵、高度的同情、一定的鉴赏、相当的社会经验，这四者缺一不可。作为文化翻译，我们必须有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