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城市化的全球背景下,乡村衰退与文化断层已成为多国共同面临的挑战。然而,中国正在走出一条以“城乡融合”为特色的发展路径。不仅在本土实践中取得成效,也吸引了众多国际观察家的持续关注。
近期,在围绕城乡可持续发展的系列专访中,多位国际专家对此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视角,深度剖析了这一模式的内在逻辑与全球价值。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不仅为自身找到了破解城乡发展失衡的钥匙,更在诸多方面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宝贵的智慧。

2025年5月19日,浙江杭州,萧山区盈丰地块“世纪田园”里的小麦开镰收割,收割机、运粮车往返作业,满目金黄的田野与飞驰而过的高铁列车、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共同构成一幅壮美的都市田园丰收画卷。
系统治理:从顶层设计到高效执行
“在很多方面,中国正在引领潮流。”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城市研究所的乔·拉沃茨(Joe Ravertz)教授表示。他认为,中国模式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其卓越的系统性与强大的执行力,这在全球公共规划领域独树一帜。
拉沃茨观察到,面对复杂的城乡问题,中国展现出一种整体性解决思路。“中国的优势在于会系统性地思考问题,提出‘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在相应的政府层级制定专门政策,再通过‘五年规划’等强有力的工具去执行。”这种从顶层设计出发、层层传导的治理方式,确保了政策的连贯性与目标的统一性。
然而,规划的蓝图若无实现的保障,终究是空中楼阁。拉沃茨指出,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规划本身,更在于其背后由“充足的资源和真正的权力”所支持的强大执行能力。他强调,在许多国家,规划者常因缺乏资源或受制于私营部门利益而步履维艰。“相比之下,中国的政策能够得到有效贯彻,显示了其治理模式的独特力量。”
这一观点得到了中亚大学城市发展主管玛迪娜·朱努索娃(Madina Junussova)的强烈共鸣。“中国各级政府非常关注城乡之间的重要联系,这一点在很多国家并非如此。”她坦言,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高度关注,使得中国的乡村更新行动能够迅速铺开,并取得“显而易见的成果”。
2025年4月10日,浙江温州,司前畲族镇的返乡青年钱德旗和团队伙伴们打造了草坪咖啡馆,游客可以在这里独享静谧时光,也能呼朋引伴在天幕下办起生日派对。
以人为本:以社区为核心的“新乡村”
宏大的规划最终要落脚于人的生活。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城乡融合模式充满活力的关键,在于其“以人为本”的内核,尤其是对社区力量的尊重与激活。
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理工大学的哈桑·拉多因(Hassan Radoine)教授提出了“新乡村”(The New Rural)概念。他预言,随着大城市“城市病”日益严重,未来可能出现从城市到乡村的“逆向迁徙”。而那些经过精心活化、保留了文化内核与真实性的乡村,将成为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的“理想天堂”。
他以首次到访的浙江松阳为例,盛赞其为“一个真正的宝藏”,因为它“展示了中华文化的深度,这种真实的文化根植于社区,以及社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之中”。他观察到,松阳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致力于修复古民居、保留传统技艺,其“针灸式”的微改造避免了将村庄变为“电影布景”式的表面修饰,守护了乡村的真实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的项目主管玛丽-诺埃尔·图尔努(Marie-Noël Tournoux)在走访中也深刻感受到,“中国的一个强大优势是聚焦社区”。她观察到,中国模式有效地结合了国家层面的宏大愿景与地方的创新实践,形成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效互动”。朱努索娃博士也提到,中国地方政府在改造过程中会“听取民众关于理想生活方式的想法”,这种对社区意愿的尊重,是乡村复兴拥有持久生命力的关键。她强调,城乡融合的真正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通过吸引城乡人才共同参与建设,才能在实践中建立起真实的情感与价值联系。

2025年10月23日,浙江金华,金东区塘雅镇万亩良田的树下咖啡屋,隐匿于稻田中,以田园风光和稻田里喝咖啡的浪漫成为热门打卡地。
全球意义:从中国实践到国际对话
中国的经验,世界的课题。专家们在高度评价中国模式的同时,也积极探讨了在全球分享中国经验及开展国际合作的前景。他们认为,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采用的策略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深刻的共通性。
关于如何分享,专家们给出了具体路径。拉多因教授介绍,其所在的大学正与联合国人居署合作,计划建立一个“国际可持续地域发展与城市绩效中心”,旨在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KPIs),用以衡量和推广像松阳这样的成功案例,为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可复制的科学指导。
图尔努女士则更强调实地协作的价值。她呼吁国际合作应超越纯粹的学术交流,必须要深入田野。“真正有价值的是国际专家与本地团队一起深入实地,倾听地方领导者和民众的声音,在实践中共同创造、试验和前进。”
从系统治理到社区激活,从文化再生到国际合作,中国城乡融合的实践展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它既依托于中国特有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也回应了全球共同的可持续发展命题。正如拉沃茨教授所言,“中国不仅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在为世界探索一种更加均衡、更有韧性的发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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