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创作遭遇AI,后者将会是替代者,还是辅助者?科幻、科技、人文三者的关系会走向何方?
著名科幻小说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世界华人科幻协会名誉会长陈楸帆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认为,AI并不能取代“人类独有的表达”。作为中国21世纪新一代科幻小说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陈楸帆的科幻小说以现实主义和新浪潮风格著称,深受法国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看来,“科幻文学可以成为中法文化对话的‘通感场域’”。
成都科学馆夜晚灯光璀璨。第8届世界科幻大会曾在此召开
今日中国:AI技术如今在文学、影视等领域广泛应用,在科幻写作方面也表现不俗。您如何看待AI与科幻创作之间的关系,AI是否正在改变科幻作家的创作方式?您认为它是竞争对手,还是创作助手?
陈楸帆:AI对科幻创作方式的改变确实正在发生。我自己从2017年开始,就一直探索在不同场景中使用AI辅助创作,比如用语言模型帮助模拟人物对白,或生成某种世界观设定,甚至从场景描述生成视觉性图像或视频,这些AI工具像是某种“灵感触媒”,可以触发新的想象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AI可以取代写作者。科幻写作不只是堆砌想象和设定,它更需要文化敏感性、情感深度与哲学思想的嵌入,这些是AI尚难以胜任的。
AI是否会取代科幻作家?我对此并不担心。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如何与之互动,产生创造性的张力。因此,我提出了“对抗式生成”的创作方式,即,不是用AI替你写完一本书,而是你与它进行一场复杂的博弈,逼迫自己思考什么是“人类独有的表达”。
今日中国:1997年,在16岁时,您的处女作短篇小说《诱饵》,获得了《科幻世界》杂志评选的“少年凡尔纳奖”。业界认为您的科幻小说以现实主义和新浪潮风格著称,法国的科幻文学或者哲学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和启发?
陈楸帆:我小时候非常喜欢儒勒·凡尔纳,他是我最早接触的外国科幻作家之一。虽然我并没有系统地大量研读法国当代科幻小说,但法国思想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例如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器官无器官体”让我重新理解了人类身体在后技术时代的流动性;福柯的“规训社会”理论也帮助我建构《人生算法》中算法管控下的社会结构;斯蒂格勒与德勒兹、拉图尔等哲学家的理论都让我更深入地理解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我一直觉得法国哲学在面对技术异化和个体命运的问题上,比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更为敏感和诗性。
今日中国:您的作品一直注重描述科技与人文思考这两者间的平衡,比如《荒潮》这样既有想象力又有深度的科幻作品。您如何看待科幻、科技、人文三者的关系?
陈楸帆:《荒潮》的创作背景中包含了我的家乡,广东省潮汕地区的一座真实小镇贵屿及其历史。我曾对其进行过实地的田野调查,“以非虚构的方式进行虚构”。我一直试图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生态、人文环境是如何围绕着“垃圾回收”被建构的,并通过想象力推演未来的可能图景。这些调研经历为我构建“电子垃圾回收岛”这样的设定提供了现实基础。
我始终认为,科幻最大的责任,不是夸张技术,而是让人看清技术背后的社会结构、人类情感和伦理边界。对我来说,科技与人文的张力正是小说结构的能量源泉。
2019年9月14日,《荒潮》新书签售会在上海光的空间举行。《荒潮》作者陈楸帆(左一)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出席
今日中国:《荒潮》在海外读者群体中的反馈怎么样?您认为科幻文学如何能成为中法,或者更广泛一点,中西文化对话的特殊媒介?
陈楸帆:《荒潮》已被翻译成包括英、德、法和意大利等十多种语言。法文版是由法国Rivages出版社出版的,书名被译为《L'
在我看来,科幻可以成为,甚至可以说已经开始成为中西文化对话的“通感场域”。我们有独特的技术路径、社会演化、历史记忆,这些都可以通过未来想象的方式进行表达。法语区读者对于人文主义与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阅读传统,而中国科幻作品恰好也在从“技术乐观主义”向“复杂人文思考”转型,这使得交流变得可能且有意义。
今日中国: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势将面对许多认知、情感、伦理、制度上的“结构性”焦虑。十年前您就说过“科幻小说要面向的,正是这种焦虑”。如果用一句话描述“AI时代的未来人类图景”,您会如何表达?
陈楸帆:正如我与李开复博士在《AI2041》(法文版)中所描绘的未来人机共生社会,充满了机遇与挑战,关键还是取决于我们如何学会与另一种智能形式共处,并借助他者来提升自我的能动性与意识水平。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AI时代的人类图景,我会说:“人类将在智能机器的镜像中,重新寻找存在的裂缝与诗意。”
我们可能会被算法预测得越来越精准,情绪、偏好、决策都可被量化。但恰恰是在算法无法掌握的那些“漏洞”中—情绪波动、模糊选择和文化隐喻—我们依然可以重新定义“人”的意义。科幻正是这种可以帮我们识别这些缝隙的文学形式。无论技术如何进步,科幻作品的核心仍在于“人”,是透过对未来的描绘,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人类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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