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接受记者采访。 图/本刊记者 喻捷

　　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成立十周年之际，73岁的林毅夫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焦点。这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自1988年起便立足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实践，探索总结适配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理论。2009年，他正式将这套理论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如今，该理论正受到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的高度关注与深入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密码，在于‘实事求是’。”林毅夫表示，这一基于中国发展实践的重要判断，转化为一套可以论证的经济学方法论。当西方主导的“华盛顿共识”在全球屡遭挫败，众多发展中国家发展困境凸显，林毅夫以其学术研究，回应着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中国的成功发展实践，为全球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可能路径。 

　　基于比较优势的“中国方法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期望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理论与发展模式，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却普遍陷入增长停滞、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林毅夫在受访时表示，这一全球性“发展困境”，恰恰凸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独特价值。它不仅是中国自身的成功路径，更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一套打破“西方中心论”、立足自身国情探寻发展的全新方法论。 

　　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根源，林毅夫认为，核心在于盲目照搬了与自身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不匹配的西方范式。这些范式往往脱离发展中国家实际，一味倡导激进的制度改革与全面市场化，结果常常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水土不服问题。 

　　林毅夫创立的新结构经济学。正是对“实事求是”发展原则的经济学系统化诠释。该理论核心主张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必须立足其最真实的禀赋，即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优先发展那些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这一发展路径，与西方主流理论推崇的“休克疗法”“大爆炸式”激进改革有着本质区别。中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务实的道路：从门槛较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起步，逐步积累资本、培育人才、完善技术，再循序渐进地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在此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则扮演“因势利导”的角色，积极弥补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短板，帮助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顺利发展。这种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已在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得到了充分实践验证。 

　　林毅夫强调，中国经验的核心并非让其他国家照抄具体的产业政策，而是提供了一套具有普遍参考价值的发展逻辑：以比较优势为原点发展产业，通过“有为政府”主动作为，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各国需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历史文化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地将这一发展逻辑落地实践，走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这一发展逻辑下，减贫与共同富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让低收入群体依靠劳动增收；随着产业升级，劳动者生产率和价值随之提升，从初次分配环节就内生性地促进了收入公平。 

4月29日，全球南方可持续发展论坛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成立十周年会议在北京大学举行。 图/本刊记者 董宁

　　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空间 

　　谈及中国经济前景，林毅夫给出了一个严谨审慎又兼具乐观的判断。他在多个学术场合指出，从经济增长潜力来看，2035年之前，中国经济仍具备年均8%的增长潜力，同时，他也明确指出，增长潜力能否充分转化为实际增长，取决于外部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内改革的推进进度，彰显了学者的严谨治学态度。而他对中国经济的乐观，核心源于对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系统研判。 

　　林毅夫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发展逻辑，并非抛弃传统产业、另起炉灶，而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革命性改造，同时在新兴领域寻求突破，二者协同发力。一方面，要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引领发展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必须在前沿领域抓住机遇，这也是应对外部技术打压的关键。 

　　另一方面，要全力推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他强调，传统产业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去改造提升，本身就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就像蒸汽机不仅创造了火车，也改造了纺织厂一样。”他指出，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传统产业的物质基础支撑。新兴产业引领与传统产业升级双轮驱动，是中国经济持续释放增长潜能的核心所在。 

　　支撑这一“双轮驱动”模式的，是中国独有的四大发展优势：一是在新赛道上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的创新能力；二是庞大的人才储备；三是超大规模市场和最齐全的产业配套，能高效将创新概念转化为产品；四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制度优势。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茁壮成长的沃土，也筑牢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底盘。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伴随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成效显著，国际社会也出现了一些针对中国发展的杂音与误解。对此，林毅夫并未直接反驳，而是从发展规律与实践逻辑出发，厘清认知误区、重新界定问题本质。  

　　“产业政策不是问题所在，脱离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才是。”在他看来，中国“有为政府”的实践经验，核心在于顺应发展规律、精准施策、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发展初期，政府产业政策始终立足本国比较优势，重点聚焦克服市场失灵、完善发展条件，而非盲目干预市场。这与部分西方理论倡导的激进自由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也避免了部分发展中国家因盲目推进激进政策而出现产业空心化、经济动荡等问题。 

　　针对所谓“中国制造业冲击全球市场”的误解，林毅夫从全球产业分工与转移规律给出了客观解读：中国产业升级坚持梯度推进原则，在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的同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承接相关转移、发展本国经济腾出了充足空间。他将这种模式称为“雁阵齐飞”，产业竞争与梯度转移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上世纪日本产业升级过程中，亚洲四小龙承接了转移实现快速发展，正是这一规律的生动体现。 

　　回应“中国模式是否可复制”的国际质疑，林毅夫明确表示，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板。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价值，从不在于提供可直接复制的制度方案，而在于以自身的成功实践，有力证明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立足自身国情，走出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彻底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单一叙事误区。 

　　“这就是实事求是，每个国家都该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走自己的路。”林毅夫表示。应对国际偏见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务实发展行动打破错误认知，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以南南合作为核心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国不对外输出发展模式，但乐于分享“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发展经验，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带给世界的宝贵启示。